[日期:2021-09-13]
文章来源:《中央盟讯》
作者:《中央盟讯》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拱手让出东北,张澜闻讯十分气愤。


他除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主张抗日救亡,并以“川北一圣人”的社会影响,说服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和解,停止混战,准备抗日;1933年,张澜又到两广游说,联络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日力量;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张澜极表拥护。


1936年,他受刘湘委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后,促成《红(军)、桂、川军事协定》的签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资助红军20万银元,运送大批物资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七七事变”后,张澜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战,针对部分川军将领不愿出川抗日的思想,他提出“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的论断,敦促川军五十万于1937年10月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张澜亲自为刘湘出征送行。


1938年7月,张澜作为社会贤达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代表及抗日党派代表一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考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从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


1939年,张澜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日各党派领袖切磋救亡事宜。


1941年3月,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澜于10月出任主席。


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民盟成员提出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给蒋介石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予以谴责,并与中共代表共进退,不再参加参政会,直至1944年中共代表复会时他才回到参政会。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表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7月,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策划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因此,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张澜也不出席,并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考虑民意、改变主张。随后,他与左舜生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


此时,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却掉转枪口向八路军淳化驻地进攻。张澜闻此大怒,于8月3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抗日最后胜利。12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