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与中国共产党
伍定明
张澜，字表方，别号南溪先生。1872年4月2日，张澜诞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莲池乡观音堂村。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张澜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新旧交替的五个不同历史时期，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当过四川省省长，编过北京《晨报》，担任成都大学首任校长，危难时刻出任民盟主席。1949年10月1日，张澜作为共和国的副主席与毛泽东主席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这一伟大时刻。张澜的大半生都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紧密相连，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相伴。
(一) 扶共------张澜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前的民主革命活动。
1、在北京办《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1918年5月2日，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澜到达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当局以川事非短期所能了结，命他在北京设立四川省长行署。张澜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第3个年头。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消息传到中国，张澜的思想迅速转向这一世界的新生事物。他不顾北京政府封锁消息、禁止宣传，毅然决然如饥似渴到处寻找先知先觉者，研究实现2500年前中国先圣们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1918年底，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接管了《晨钟报》, 改组为《晨报》, 任《晨报》常务董事。张澜先生主持报社工作后，聘蒲殿俊为社长，李大钊、瞿秋白等进步人士为编务。此外张澜还为《晨报》设置印刷厂，印刷出版过《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丛书》。《晨报》不但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而且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阵地。1919年4月28日张澜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写了《答梁乔山先生书》，以书信往来方式发表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他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为时不远。他列举了种种原因，并且说明了方法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它不是一封普普通通讨论时事的信，而是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书，是张澜最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表现。张澜是在报刊上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后，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打破当局对苏俄和十月革命消息的封锁，张澜指派懂俄文的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瞿秋白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人。因远东战争尚未结束，火车不通，旅程艰难，历经半年多才抵达。瞿秋白和张太雷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会见了列宁。瞿秋白旅俄两年多，写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还有很多专题报道，随写随寄《晨报》发表。由于《晨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组织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五四时期，《晨报》是北京的一个宣传新思想，支持人民群众进行爱国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张澜在主持《晨报》期间，支持李大钊改组《晨报·副刊》，增设“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提倡在报上宣传新知识、新理论，允许论及社会问题。李大钊写的《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以及《劳动教育问题.》等文章当时都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揭露了资本家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和中国农村的黑暗，呼吁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当时影响很大。1919年5月1日《晨报》出版了“五一劳动节”专号,赞扬世界工人反抗压迫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 并庆贺马克思的诞辰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是在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在五四前后，该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翻译出版了《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唯物史观》等三本书。所以这些使《晨报》成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澜积极支持，并置身于运动前列。《晨报》在显著版面详细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后，爱国学生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组织社团，张澜对此予以支持。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它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在爱国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会中有不少人，如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后来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张澜对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有所促进。张澜还亲自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面谈，高兴的查看会员名单，并对王光祈说:“这些人都是人才，振兴中华的重任，只有靠你们肩负了。”
2、支持和帮助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8年春起，国内一度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许多进步青年把出国留学与爱国救亡联系起来，他们希望通过留学为贫穷的中国找到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张澜从这些进步学生的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并对他们的留学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当时蔡元培、吴玉章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经费一部分是由华法教育会资助，一部分由个人自筹。据华法教育会规定，留法学生每人应交4000法郎，以备到法国后一段时间生活之用。川籍学生报名参加的很多，华法教育会很难满足每位学生的要求。同时川籍学生大部分家庭都比较贫穷，筹款也比较困难。在重庆负责组织西南地区赴法勤工俭学的吴玉章写信求救于张澜，在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刘伯坚、赵世炎和陈毅等人也面见张澜，请求资助。张澜对此十分热心，积极奔走，以四川省长的名义会同教育总长傅增湘联名商请交通部支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一部分作为华法教育会基金，一部分借贷给川籍学生。在张澜和吴玉章的共同努力下，1919年6月2日首批川籍学生61人赴法；1920年8月315名川籍学生赴法；1921年夏，500余名川籍赴欧；在赴法学生中川籍学生占了三分之一。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亲眼见到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王若飞、刘伯坚、邓小平、王履祥、林修杰、聂荣臻、何以端、蒲照魂、冉均等。他们组织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给国内的《新青年》、《晨报》等报刊写文章报道欧洲的工人运动的情况，歌颂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批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骨干分子，革命的中坚力量，为建党建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这是两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中，张澜先生不仅是积极的推动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这样说，张澜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张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有信仰又有行动，是新民主义运动的动力之一。 本来张澜还能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发挥其更大的作用，遗憾的是1920年8月22日，张澜的母亲王太夫人在南充逝世。张澜惊悉噩耗，立即在《晨报》刊登“哀启”，便日夜兼程离京返乡。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张澜在北京两年多，他不仅同李大钊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在革命的实践锻炼提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初步由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兴奋地对当时在北京的老朋友卢子鹤说:“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在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四川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张秀熟说:“表老支持共产党，早于四川共产党的成立。四川共产党组织成立是1925年的事，而表老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向往马克思主义了”。 在这个时期，张澜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重大转变，也是他在艰难的行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的起点，走上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
（二) 护共---- 家乡办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
1． 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在学校的教学中，张澜特别注重新思想的传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聘请了袁诗荛、张秀熟、等思想进步、业务水平高的青年教师任教。袁诗荛在反袁时参加过南充学生军，是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者王佑木的得力助手，五四时期四川学生会的副会长。张秀熟是学生会的会长。当时南充并不缺教师，而张澜要他们介绍经过五四锻炼，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凡由他们二人介绍的他都接受，计有何珌辉、李鸣柯等6人。张澜允许他们在学校宣传革命真理；允许语文教师选用陈独秀的文章作教材；图书馆订购了大批进步报刊，供师生阅读，如《向导》、《人声》、《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晨报》、《新蜀报》等等；支持学生在校建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宣传革命思想和真理。学校校庆定在五一劳动节，由张秀熟写的校歌第二段是:“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雳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族国界，群祝大同大同。”张秀熟解释当时说的大同世界，即今之的共产主义社会。张澜还邀请吴玉章到南充中学作演讲，吴玉章着重讲了“中国青年的曙光”，向学生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勉励青年努力接受新思想。张澜还倡议学生在课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如《共产党问答》、《阶级斗争》和《向导》、《新青年》杂志以及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王右木在成都创办的《人声报》等。张澜倡导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使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得以传播。当时南充还没有中共党组织，但共产主义的影响是相当浓厚的，学生向往革命真是热火朝天。到1923年就有学生公开贴出“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标语，说明共产主义在广大师生中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一切都与张澜的支持有关。在张澜主持下的南充中学，由于其民主、进步的精神和勤奋的学风，吸引了川北各县的许多青年前来求学。学校也涌现出不少优秀学生，如朱德、罗瑞卿、于江震、任白戈、贾子群、康乃尔、李泛山、陈同生等人，以后他们都成为了党的领导骨干。
2．张澜在滞留北京时，有感于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对国家民族的影响，曾致函好友鲜英，嘱其仿《晨报》宗旨办一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回川后促他供给经费，担任董事长，介绍“少年中国学会”陈愚生为社长。1921年1月《新蜀报》办起来了，后又进行改组，沈与白担任社长。聘留法回国进步青年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钦岳请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陈毅任文艺副刊主笔。陈毅在报上陆续发表十万字的文章，吸引读者。1923年，早期参加共产党的萧楚女来到四川，先担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受聘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该报社论和时评。两年半之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文章，有效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新蜀报》上写文章的共产党人还有恽代英、张闻天、廖划平、杨闇公等，他们把《新蜀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阵地。《新蜀报》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川很有影响，成了不是党报的党报。
3、支持南充学生的革命行动。
1924年5月1日，在张澜先生的支持下，南充学生组织起来集体上街游行，第一次公开喊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劳工万岁 ”等革命口号，使市民受到巨大的震动。
1925年3月，在张澜先生支持下，南充学生和各界人士集合，隆重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学生们走上街头宣讲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鼓舞人们投身于革命。罗瑞卿还联系任启愤编演了文明戏《孙中山之死》。
上海发生“五卅” 惨案的消息传到南充后，在张澜先生的支持下，南充学生任启愤等立即联合各机关团体，于6月上旬在果山公园召开有学生、工人、市民及各机关团体参加的群众大会，发表声讨帝国主义、支持上海工人的宣言，举行示威游行等。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后，张澜先生和南充人民，立即以“顺庆后援会”名义向各地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对帝国主义举行声讨。
张澜领导和支持的这些革命活动，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使中共南充地方组织建立具备了重要的条件。
1925年6月初，由张澜资助留法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南充人吴季蟠、饶轴轩和营山的黄知风、柏载鵾等由法国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等同志接待了他们，指示他们回南充后，成立中共川北支部。
1926年2月中共川北支部建立，吴季蟠为支部负责人。
（三) 保共----担任成都大学校长，把成都大学办成当时西南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在家乡同情、支持、掩护、帮助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澜被聘任成都大学校长。他提倡科学，主张民主办校，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党化教育。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进行清党。在白色恐怖下，张澜以大无畏精神于7月24日在学校贴出了一张布告:“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各种主义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以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动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张澜还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说:“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
1927年7月，成大学生、社科社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员李正恩被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张澜闻讯立即派人与当局交涉，并提出质问，后经力争，军阀被迫无罪释放了张正恩。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数小时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事起仓促，张澜来不及营救，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托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这是国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
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张澜一方面严词谴责军阀的暴行，一方面做刘湘的工作，撤消了对共产党员杨伯恺、肖华清、罗世文的通缉令。
1928年，张澜积极参与营救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还营救过车耀先、席懋昭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张澜在成都大学期间，支持中共党团及外围组织的一切活动。对校内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大为支持，该社于1927年1月创办的《野火》周刊，就得到张澜鼎力支持，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张澜用自己的工资每月补助50元，使其出版。这个刊物在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师生参加革命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9年，张澜支持社科社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约请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写稿。守旧派、顽固派对此刊常加非议，张澜说:“我办成大，学生究竟走什么道路，对社会起什么作用，必须有明确的主张，就是我办刊物的旨趣。”该刊发行后，校内外订阅者颇多，对青年思想影响很大。
成都大学的党团员人数是成都各学校中最多的，也是唯一秘密成立中共特支的学校。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该校内中共支部和共青团书记李正恩、贾子群等经常同他联系，关系极为密切，对他帮助很大；共产党员教授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致使成都大学成为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1930年前后，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四川宣汉起义，共产党员邝继勋在四川潼南起义，由共产党员发动的广汉兵变以及由此建立的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张澜的很多学生，直接参加了这些斗争。中共在川北影响极大的南充中心县委、阆南中心县委的领导人均是他的学生。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于江震等同他及为密切。在张澜的工作范围和社会影响之内，他曾长期重用、掩护和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中共在川北的工作也极为活跃。
1932年春，红军到了川北，川北群众群起欢迎，红军发展很快。南充地下党领导中苏俊、王燕荪是张澜的亲戚，贾子群是张澜的学生，他们欲开大会迎接红军，张澜很支持他们。有一天杨森在城内开会，欲诱徐向前的部队自蓬安周口过河全部歼灭。张澜得知消息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赴仪陇马鞍场报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2年秋，共产党员于江震、李泛山等在南部县领导升钟寺暴动失败，转移到南充、阆中等县活动，张澜尽力予以掩护。并于一天晚上与游击队领导在南充家中长谈。张澜的亲戚多人都参加了游击队，有的牺牲了，如张澜姐姐的女儿吴某，亲戚苏俊、赵全英等都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围剿下，1933年夏中共南充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撤离后，红、赤、苏之眷属留下上万人。杨森打算遵蒋介石命令大举屠杀，张澜呵斥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大批革命家眷及人民群众之生命。
1935年春夏之际，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他与张澜相识，在张澜尽力帮助下，道义与利害相结合，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秋天，党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运送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1936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刘湘又派张斯可到桂林与在桂林的红军代表廖广云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将，通过这一协议，党中央稳定了西南，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1936年，九、十月间党中央派张澜次子张慕良由苏联回国，协助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川北党组织，并在张澜身边做统战工作。张澜十分高兴，常于他谈论时事。两人都认为四川是中华民族复兴基地，也就是抗战的基地。做好刘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全国，从而更加努力稳定刘湘的决策和路线，形成延安、成都、桂林互派代表的局势，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张澜正是从儿子的身上，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也为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张慕良以赈灾委员名义，深入川北老苏区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整顿被破坏的中共川北党组织。在张慕良的影响下，张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响应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从事救亡运动。张慕良即协助他开展四川统战工作。1938年秋，张慕良积劳病逝。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四川省工委，派于江震等从延安到南充重建党组织。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的掩护下，接受张慕良转交的中共在川北一些地下组织的关系，很快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在川北的地下组织。在1938年2月，成立了中共川北工委，大力发展党员。由于张澜的支持，川北工委得以将共产党员安插到各学校并在各地发展党员。1938年上半年，南充县城各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南充的龙门、西区、东区、南区等均有党组织。
中共南方局为了在南充开拓一个教育阵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与在重庆的张澜面谈，建议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培养、造就于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1939年春，建华中学正式招生。张澜聘请共产党员贾子群、刘传茀、张思俊、袁观等到建华中学任教，在学生中建立了两个党支部。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刘传茀就在建华中学以教书为掩护领导整个南充党组织工作。杨森派特务到学校监视学生活动。张澜得知后勃然大怒，让学生们抓住特务痛打一顿，然后命特务带去张澜名片，召来杨森面斥，并告知杨森:已给校警配枪4支，如特务胆敢再来，则先打死暴尸三天，再召其来领尸。1945年，周恩来向张澜推荐了贾子群任副校长，南方局又派赵其文到校负责党支部工作，还派多名共产党员到校任教。从此建华中学成了共产党和民盟的坚固阵地。
张澜在南充时，住在城外的永安乡南溪口。从1938年到南充解放，永安乡一直是中共南充地方组织的根据地。张澜亲自挑选的永安乡乡长邓灵轩就是1938年入党的。全乡保甲皆为中共地下组织掌握。1939年2月建立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在永安乡南溪口小学内，在张澜的掩护下，一直没有被破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和南充地方的负责人均在永安乡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南充的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
1943年，张澜被选为成都著名慈善团体“慈惠堂”名誉理事长，他以“慈惠堂”为掩护进行民主活动。共产党员王干青、肖华清、李筱亭、周烈三、吴恩灼、袁观均在慈惠堂担任重要职务，中共、民盟领导人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联系工作。使该处成为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
（四) 联共----组建民盟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1941年10月，张澜于危难之际，受周恩来劝勉，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他与中共紧密合作，战时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战后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常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影响很大。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利用新闻检查制度，严密封锁消息，大后方人民无法了解事变真相。周恩来派人将中共中央南方局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类传单和小册子交给张澜，张澜看后十分震惊，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散发出去，影响扩大到四面八方。张澜的女儿张茂延也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1943年张澜写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小册子，详细阐明民主政治需要的五个条件和民主政治三大优点，指出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其思想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吻合的。蒋介石把它列为禁书，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各地秘密翻印，广泛发行，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要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他把民盟与两党并列，作为参加全国中央政府的党派。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前两天，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党内通知，在中共的文件里，第二次把民盟列为同国共两党平等的地位。是共产党首先承认民盟的政治地位并给予支持。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机场迎接。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交谈，这为民盟与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以后的岁月中进行更加紧密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特园看望张澜。毛泽东主席首先了转达朱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哪会顾得上一点信义?现在国内形势一变，他也跟着喊‘民主’来了，这是演假戏，贵党要注意!”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为蒋介石的口头上的时髦货，这好嘛!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分出真假，就有价值了。”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再度与他长时间密谈。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采纳，称赞他“老成谋国”。毛泽东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希望他协助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张澜完全同意并努力去做。
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对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作了决议，决议与中共的主张是一致的。周恩来还与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密切合作，采取同一步调，挫败反动派的阴谋，促使会议成功。由于民盟和共产党坚持合作，终于使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时，张澜领导民盟拒绝参加。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8年4月初，原四川省主席邓锡候到上海见张澜，请教怎么办。张澜说:“丢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在变，你应回川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要紧。”邓返回川后与川军联系，于1949年12月与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起义。
张澜还对张群（西南长官公署长官)也进行了争取工作。张澜告诫他: 最好跟人民走。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少征兵征粮，不要在四川打内战。张群当即表示回川后斟酌办理。回川后张群把在1947年成渝大逮捕中关押在重庆的21名盟员（其中15位共产党员)释放了。
（五) 拥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新中国的领导工作。
1949年，张澜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9年5月24日经中共的大力营救，终于逃脱虎口。6月24日，张澜抵达北平，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车站迎接。
9月30日，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表示，民盟立下宏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张澜在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强调民盟要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与共产党实行亲密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已是耄耄之年，体弱多病，但他仍然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心尽力。张澜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领导工作，参与国务活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经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张澜以各种方式支持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都有民盟的通力合作。1950年7月，安排川北一批盟员进京上“革大”。在抗美援朝时期，张澜全家不吃肉，所有攒下来的钱都捐出来支持抗美援朝，共捐了3千万（旧币)。夫人刘慧征也捐献了一只保存了几十年的金手镯。
党中央对张澜非常信任，凡是国家大政方针都要和他研究。周恩来还经常登门同他一起坦诚地商讨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张澜推荐的非党经济建设专家，毛泽东、周恩来多予采纳，毛泽东还尽量把党内文件和相关材料派人送给张澜阅读。朱德每次视察回京，总要去看望张澜，摆谈他视察所闻所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自和张澜一起研究宪法草案。他们关切地说:“表老多年来希望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请多提意见”。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张澜激动地说:“我强忍着兴奋的热泪欢呼伟大的愿望实现了”。在本次会上张澜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他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12时30分，张澜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3岁。张澜逝世后，国家成立了以朱德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
张澜在政治上与时俱进，总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在20世纪中国三大历史事件中，张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他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鼓动者，在报刊上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新中国的建立，他是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张澜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从政为官开展政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一位四川朋友从香港回来后问他:“表老，你不做国民党的官，为什么要做共产党的官?”他说“国民党的官刮人民，共产党的官为人民服务。”
张澜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追求民主与进步，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张澜虽然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张澜与共产党的关系用十个字来概括：扶共、护共、保共、联共、拥共。张澜一生所追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张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战友、同志，更是冲锋陷阵的民主革命家。张澜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战友、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驱。
毛泽东曾当众称赞张澜:“表老，你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表老啊，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旗帜”就是指张澜一生都高举民主与进步的旗帜，“与日俱进”就是指张澜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相伴。“旗帜”“德很好”“与日俱进”这是张澜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的领袖对张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一生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