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的家书中有对子女为人处事的谆谆教导，更有他一生“责在人先，利居人后”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可以从一封不普通的家书中、从先生寻常点滴的事迹中，获得一些人生的启迪。
家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方式，寄托着长辈与晚辈、夫妻之间、亲人之间的期望、思念和牵挂，古今中外很多名人家书，因其真挚的感情和独特的教育意义而备受推崇，成为佳话。不久前，在北京陶瓷艺术馆举行的“张澜家风轶事展”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封家书。
在开展仪式上，张澜先生的孙女、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张梅颖饱含深情地朗读了1949年12月14日张澜先生写给尚在重庆的长子张乔啬的一封家书，在信中他谆谆教导子女，“要晓得今天的政治不是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实际上变了质，第一要把思想搞清楚，今天是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再走上共产主义，决不再走英美帝国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路”。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革命老人历经斗争和坎坷得出的结论。“人民痛苦极了！”这是张澜先生在旧中国常常说的一句话，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对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政治深恶痛绝，他也为“目睹了中共领导人无一不以人民疾苦为念，而忘却个人安乐，日以继夜，为人民服务之精神所感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他赞许《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表示“民盟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为了让子女更好地适应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要求,张澜先生常常引用来京之初毛泽东同志设家宴招待他时讲的一番话来教育子女。席间,张澜先生对毛泽东同志说,南京解放才一个月，解放军就解放了五个省城和上海，“共产党真伟大”。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并没有什么超人之处，只不过做到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澜先生十分赞赏这句话，事后，他逢人便要重复说一遍。在家书中他写道：“正确的思想，就是事事为人民服务，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更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归结点。第二要改变作风，要谦虚，不可矜骄自以为是；要谨慎，不可粗心大意、随便行动；要勤劳，不可偷闲倦怠；要节俭，不可奢侈浪费；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是共产党普遍遵循的作风。总之人人要劳动，事事为利人，而不是只图自利。”
张澜先生对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贿赂公行习气十分反感，他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从不以权谋私。大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希望他打招呼，二女儿要调回北京，都被他拒绝；对于来自四川门生故旧的请托，他直言相告，“嘱荐爱莫能助”，“任何机关,均不能随便荐人”。而对青年的进步,他则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尹可同志伤愈后，张澜先生写信给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老朋友吴玉章，推荐他到人大学习，尹可后来成为国家计委的干部。张澜先生惜才爱才，他发现自己的一个警卫员有绘画天赋，马上介绍他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后来这位警卫战士经过系统学习果然成长为著名画家。他对子女既关心，又严格，教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要重仁义和重气节，明辨是非，遇事不苟同；要勤劳节俭，不要脱离群众、只顾自己享受，应该多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他一生立身行事，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并励人，民国初年任嘉陵道尹和四川省省长时，就有“川北圣人”“布衣省长”之美誉，在成都担任慈惠堂理事长期间，从不拿一分钱工资，平时一贯粗茶淡饭，穿的与乡下农民无异，布衣长袍陪伴他登上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夫人偕子女来到北京后，政府给他挑选了几处大房子，张澜先生都坚持不要，最后搬进了马匹厂胡同一座简陋小楼房。他还把政府分配来的保姆退了回去，对夫人说：“你过去在家劳动，现在还要劳动，家务事自己干。”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批准由国家给几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200元特别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张澜先生执意分文不取，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此款按月存入银行，到他去世，家属全部归还国家。
